国闻务乘 卷四

    差使变为实官

    国初盛时，官少事稀，三品以上许专折言事，尊为大员，极清贵自重。及其衰也，变乱六官，每部增设丞、参。厅丞三品，视副都御史；参议四品，视翰林侍读学士。然皆由堂官保荐，不设厅印，不联衔奏事，司曹拟稿径诣尚侍取诺而行，丞、参不尽知也。其后奔竟之风日盛，每部二丞、二参不足应人之求，则差尽变为实缺，学部首乱旧制，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归督抚统辖，已而度支部改大清银行总办、造币厂监督为三品实官，外务部改各国出使大臣为二品实官，学部又改大学堂监督为三品实官。或分踞一局所，或孤悬海外，无僚属、无衙署、无升迁开列进单次序，自古官制未有若是之离奇可怪者。论朝廷设官初意，在外各省督、抚以兵部侍郎兼副宪，携用关防，称为行部，尚属使臣；在内如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属兼差，近内务府已成专缺。鹿传霖再入军机，不兼尚书，降旨称为补授军机大臣，颇有改设专缺之意。然同时值枢庭者，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入，世续、张之洞以大学士入，各有本官，独传霖一人似缺非缺、似差非差，人多不解。

    督抚趋时

    新定法律草案出自日本律师冈田之手，其引证历朝沿革则取之薛允升稿本，法部郎中董康侍读学士。庚子乱时，盗卖开平矿产，为袁世凯所参，入英涉讼经年，久之始议赎回。至是恃监国宠，与英商勾结为奸，力护前非，主中外合办。直隶士绅联名力争，监国不能诘，卒从老福晋言，徇翼谋，悉依前约。凡开平附近之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数十里之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地亩，与承平、建平金银等矿，悉归英公司掌握。中国自办矿务以来，唯开平获利，至是竟不能保，闻者恨之。

    张袁相恶

    袁世凯忌张之洞誉望出己上，尝语人曰：“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意盖讥其书生迂阔，不达事情也，之洞闻而恶之。太后之病亟也，已属意今上，恐为奕所挠，命勘陵工，密召之洞、世续夜半定策，不及世凯。世凯既不与定策功，意颇怏怏。载沣监国之初，推心以任之洞，之洞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其孙君立泄之御史赵炳麟，炳麟曰：“是可撼也。”犹恐势孤不胜，后邀陈、田两人同日各具一疏参之。疏上，世凯果罢。初，田未具疏时，往谒之洞，极言世凯之奸。之洞曰：“袁公知兵，习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田又极言其挟外交自重、误国欺君各款，之洞掀髯笑字田曰：“松山持论不必过激，君读史人，岂有枢辅重臣，朝廷肯轻听一言官之辞遽行易置乎？”田出，大骂之洞袒奸庇恶，与世凯结为一党，而不知其内谋如是之秘也。

    江苏两巨绅

    江南之政，败于张之洞，大坏于端方。及张人骏继任，惴惴唯恐得罪。或献谋曰：“江北巨绅曰许鼎霖，江南巨绅曰张謇，公能笼络此二人，则高枕无忧矣。謇尝营一大宅，所费不过四五万金，端方辄予十二万金购归公家，此笼络之术也。”

    政出多门

    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之门不得入。奕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1234］专司训练禁军大臣。朗好谈洋务；［1234］，载振弟也。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下。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播弄，所识拔若熊希龄、丁乃扬、陈惟彦之徒皆极阴险。其初出任政颇有廉谨之名，后乃扬饰美姬以进，亦欣然受之。

    言路盛衰

    言路至同治末年而盛，至宣统初年而极衰。恭亲王奕当国时，太后示以谏章，辄叩头曰：“我辈当自省，毋令外廷多言。”故当时鲜有败德。穆宗既亲政，念两宫训政之劳，欲修复圆明园以资颐养。辞非不顺也，言者交章谏阻，颇以土木为戒，最后御史游百川一疏，言尤悚动。穆宗召百川人，告以内情，百川曰：“无已，则西苑犹近宫中。”即南海子也。穆宗佯为不解，取御笔令百川书之，怀以谒两宫，意欲藉外廷清议以罢此役，当时视言路之重如此。光绪时仍循用旧法，虽末年不改，故蒋式遣无萨技乃交哂诨惴嵋校勾夭榘欤徽云袅夭无萨几缸邮芑哂剑伤锛邑静榘欤闯⒉皇咎煜乱怨病Ｖ猎劂闵阏之初，江春霖以参奕被斥，旋告养去，士林互相褒重，作为诗歌，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朝廷丑声大播。自是凡言路章奏稍有关系者，悉留中不发，亦不谴及言者。于是老于谏垣者若左绍佐、陈田诸人皆噤不发声，唯新进入台者锐欲以言自见，时一上陈，久亦稍稍厌矣。

    张之洞抑郁而死

    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孝钦优容庆邸

    庚子之乱，仪鸾殿毁于火。太后归自西安，念及旧时居处，凄然不乐。从李莲英言，出宫帑五百万金付奕重建，奕与莲英朋侵其半。太后尝语人曰：“奕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奕好利之名盖早达慈听，而宫闱受其贿赂数亦不赀，言路不知内情，往往摭其贪黩各款弹之，固太后所厌闻也。瞿鸿礻几出军机时，太后迫于众议，欲并奕罢去，召见孙家鼐、世续、鹿传霖，以密旨示之，令公荐堪胜枢务者一二人。家鼐等惶悚不敢任咎，传霖反极力保全奕，太后之意遂阻。

    盛尚书诱骗泽公

    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国变后排满之风日炽，悉侵没为己有，载泽不敢校也。

    主持新法罪魁

    自古变法，必有一揽权专断强有力之人主持其间，如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皆是也。主持者一败，其势立转。独光绪变法与前代不同。张之洞提倡报馆，力主废科举、办学堂、派学生出洋，张百熙继之，诸新党半出其门，炙手可热，倾动一时，而二张则既死矣。袁世凯倡议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丙午提兵入京，大乱官制；端方搜括民财，肆意铺张，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糜费不知凡几，而袁、端则既罢矣。宣统初年，在朝并无一贵幸大臣能以权力主持变法者，其余附和诸奸若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皆阿附取容，一旦不用，取而弃之如孤雏耳。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ソ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当世凯去位时，幕客代拟疏谢恩，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世凯大惧，急取笔涂去“宪政垂成”四字，易以“庶政待理”，乃知立宪一事并非世凯本心，不过藉以翻乱朝局，既罢则防后祸，不敢以此自坐也。

    贻谷参案

    近数十年来大臣赃款累累，虽屡见言官参折，卒以查无实据了之，未有能破案者。□□垦务大臣贻谷为副都统□□所参，诏鹿传霖查办。传霖力矫时弊，不肯假借一词，凡贻谷任内劣迹，虽原参所未及者悉以上闻，据称贪赃至二百余万，遂下刑部治罪，论者料其必诛。而贻谷出荣禄门，素通声气，京内要人多为之缓颊，其子侄布在朝列，代撰冤词，四出布散。法司遂为所动，欲轻减其罪，而传霖方在军机，乃藉咨查款目为名，悬案至三年不结，监国亦勿问也。或嘱予具疏言之，予曰：“贻谷案必俟鹿中堂出军机方可议结，言之何益？”已而传霖薨，廷杰为法部尚书，未及一月而贻谷定罪发边充军，果如予言。

    当传霖赴边查办时，樊增祥实从。或云增祥初与贻谷同在荣幕，一夕谈及旧事，极言官不可为。贻谷笑曰：“君既不愿做官，何不学孟襄阳夜归鹿门？”盖讥其谄事传霖也。增祥引为大恨，至是遂藉手报复，陷其罪至死。增祥人虽狡险，究不可因此遂宽贻谷之罪。贻谷遣戌时，监国尚欲全之，廷杰力持不可。未几，杰死，遂不予谥。

    郑苏龛好为大言

    闽人郑孝胥，字苏龛，能诗，工书法，薄有文才。历游江南、湖北、广西、奉天等省，为张之洞、岑春煊诸疆帅所知，盖幕府才也。辛亥入京，建两大策，竦动公卿。其第一策曰：“中国地非不大，民非不多，其所以见欺于列国者，兵弱故也。兵何以弱？由于器械不精也。直隶、广东、湖北、江南四省虽各设制造局，糜费多而出物少，其何能与各国争？今当尽撤四省之局，括其财，益以部帑，请一西人设厂包办，与之定约：每月支款若干，交枪炮若干，以若干年限。如此则费省而军装日富，始可与言强兵。”其第二策曰：“国力之强全在铁路，交通干路之外，各省支路皆须同时并举。今之办铁路者多以省分为界，争竟多则用人不公，财力薄则假贷无门，半途而辍，讼狱滋兴。宜一并收为国有，大借外债，用西人包办。十年之后，全国铁路交通，兵机迅速，百货流通，如此始可与言富国。”当孝胥建此二策时，余方整装出都，阅数月，闻孝胥简放湖南巡抚。四川争铁路，乱民大起，围成都，盖孝胥第二策行而天下已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因此受天下重诟，孝胥亦伏匿上海，终日闭海藏楼，不敢妄言天下事。

    宗人贫乏

    皇族中有所谓“黄带子”者，即宗室也，皆世祖子孙，身系黄带；有所谓“红带子”者，即觉罗也，皆太祖子孙，身系红带。有所谓“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者。予初不解所谓，后询八旗长老，乃知八分之制，一曰册宝、二曰家章、三曰朱轮、四曰紫缰、五曰升阶、六曰纳陛、七曰角灯、八曰尾枪，入八分者始得用之，不入八分者不敢僭也。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后此例稍破，郎中文瀛、御史惠铭皆以京察一等简放道府以去，而经商置产者无闻。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宝廷、盛昱在宗室中最负时望，昱死无后，意园其著书地也，家人圈豕其中，臭不可近。长子曰寿富、次曰富寿，俱殉庚子之难，两妇孀居，皆联元女，借十指营生。其先世故人、门生有往视者，给以钱米，流涕而去。

    翁师傅晚境

    翁同起贵介，不问家人生产。晚年罢官家居，薄田数顷，不足供家用，岁暮大困。无子，有侄曰曾桂，当同在军机时，一手挈之以起。时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贻书告贷。苏、杭相距只一日程，竟置书不答。同愤甚，检书画、朝珠数事付质库，始获度岁。其门生故吏官京师者，多贵幸用事，闻其贫，相率醵资托昭文孙雄寄献。雄亦同弟子，学骈文，宗孙洪派，既得资，尽干没之，不以告同。同没后，书名大噪，一楹联值二十金。存时虽极窘乏，以曾为帝师，入枢府，不便鬻技自给。生平好作诗歌，随手取乱纸起草，积之盈箧，手自封储。后被家人窃卖，剩缣零绢，散在四方，枉费心血，不能成集矣。

    保荐人才

    戊戌以后，两次开经济特科，一次保使才，一次开博学鸿词科，采虚声者十之二三，以私情相徇者十之七八，视科举茸尤甚。及戊申诏举人才，鉴于前弊，乃简那桐、徐世昌、梁敦彦、俞廉三、严修等五大臣分期考验。五大臣已不协众望，初见如督、抚延接属僚，略询数言，率不得要领，故刘廷琛、乔树丹、赵炳麟等虽皆被举，率不赴验。女子未嫁而遣人先辨其贞淫，稍知羞愧者宜拒媒不纳，不必负绝人之资也。后资政院行选举法，内有硕学通儒一门，得保者须呈验著述。干荣希进之徒，竟有自编其考试应酬无聊之作，遍馈公卿以希荐达者，其卑陋如此。

    广东十姊妹

    广东女子多结盟不嫁，同时结盟者有十人，群称为“十姊妹”，藏利刃于胸，或逼之嫁则取刃自刺，其坚悍虽父母不顾也。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亦广东人，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费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庚戌，再起用入京，邮传部营室以待。各工贾闻其将至，不谋而集，为之备厨传、为之陈器皿、为之张设古玩字画、为之点缀花木，凡室内所需之物，一日之间皆不徙而具。事毕，各以单至索钱，辄悉如其数予之，咸拍掌欢笑而散。绍仪本起贫乏，既骤贵，恣意奢侈，虽袁世凯不及。与同乡张荫棠、陈昭常、梁敦彦、伍廷芳、梁士诒等结盟为兄弟，敛钱购汉沪地皮，值数十万金，约有难相济，一切经营贿赂凡关涉进取者皆取给于此，粤人因戏以“十姊妹”呼之。宣统初年联美之策，即其党所主持也。

    天阉

    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谓之“天阉”，同时在位大臣若大学士翁同、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三人在光绪时颇有文采风流之概。同主持文衡四十年，江浙名士多出其门，片纸只词，见者争相宝重。式枚从李鸿章最久，谙习国朝掌故，考察宪政归，独持异议，不肯随俗俯仰。亨嘉笃嗜古书画，尝以八百金购王石谷山水八幅。或言卖者贿通姜筠怂恿亨嘉受之，实赝鼎也。亨嘉长者，不疑，仍与筠交好往来如故。予所知楚士若陈毅、苏舆、郭立山等皆亨嘉视学时所取拔，湘人言近时学政，无有出亭嘉右者。今亨嘉、同俱憔悴死，唯式枚尚存，亦孤立无助。予在南方，不闻有阉疾，来京师数年始稍稍闻之。然此三人外亦别无所闻，岂奇疾独钟于方雅之士欤！闻德宗亦系天阉，疑莫能明。或宫人因其无子而诬之，未可据为实录也。

    保皇党

    康有为遁入南洋群岛，敛钱数十万，设保皇会，皆欺骗华侨之术，非真欲效忠故主也。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固已孤矣。唯翁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侍郎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孝钦更变多，有事辄先为所觉。丙申逐长麟、鸣銮，丁酉逐廷式、志锐，戊戌逐同、幽载澍于高墙，謇大惧，弃官还江南，托商务自隐，而保皇党无一能自存者矣。有为后起，因廷式以通珍妃，因同以见德宗。是时，德宗羽翼已尽为孝钦所剪，有为败，孝钦手无一兵，潜至宫中，制德宗如孤雏，居之瀛台，在廷诸臣无敢为德宗进一言者。盖保皇党之误，一误于甲午之役，导珍妃夺嫡；再误于戊戌之变，导德宗叛母，知其事者颇不直之。殆孝钦崩，移志锐于近地，赦载澍出狱，而同、长麟、鸣銮诸人死已久矣。

    言路报馆网利之术

    民之所畏者官，官之所畏者，一曰言路，一曰报馆。报馆网利之术，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官大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或投资与之合股，或出重金鬻归官办。如端方、袁树勋、蔡乃煌皆然，俗所谓“机关报”是也。官小而力弱者，遇事视轻重酬谢。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言路网利之术与报馆蹊径略同。初入台，搜寻细故或州县官小过，数数上疏。阅邸抄者见某御史时时递封奏，咸推为敢言，争以事相告。其初意在沽名，不能辨虚实，见即上之。交游渐广，往来书札渐多，稍加矜重，遂有以利进者矣。满御史俾寿声名尤劣，腹枵不能属文，其疏稿皆李钟豫代拟，后分贿不均，两相口角，语浸达于外。台长张英麟闻之，遂以京察被黜。其时祖法未尽破坏，言路、报馆虽以不正行之，污吏犹知所惧而不敢诬及贤者。至宣统以后，赏罚日弛，谏官之言不能见纳于上，报章之言不能取信于下，上下无所顾忌，吏乃横行于此时矣。

    宦途异数

    近日宦途异数，多不可晓。有由捐纳起家，甫握篆即为总督者。袁世凯初以监生报捐中书科中书，改同知，再捐候补道。甲午自高丽逃归，擢宁绍台道，旋升直隶臬司，留小站练兵，皆未莅任。戊戌入康党，由谭嗣同保以侍郎候补。寻奉命往天津，叛康附荣禄，遂署直隶总督，此一异也。

    有官至巡抚未经引见者。旧例，凡正印官必引见，奉旨除授，方许赴任，虽八品盐课大使亦然。张鸣岐以举人入岑春煊幕，报捐道员，旋补右江道，递升臬司、藩司，不二年遂至广西巡抚，讫未一履禁地，瞻仰天颜，此二异也。

    又有兄弟同官一省，同时互为总督者。赵尔巽既移督四川，其弟尔丰方为建昌道，竟不回避，改为边务大臣。尔巽入京陛见，即以尔丰护总督；尔巽调东三省，即以尔丰补授四川总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此三异也。

    又有本省人同时为本省两司者。江西藩司刘春霖，本吉水人，其曾祖商贩在外，遂寄籍贵阳。臬司陈夔麟，崇仁人，父官贵州，遂家焉，其宗族、邱墓、姻亲故在。二人自请回避，皆不许，此四异也。

    三菱公司

    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启霖美文辞，温慎如好女子，不妄与人交，入台不一年，以劾奕父子罢职。炳麟汲汲好名，视赵、江稍驰鹜，所著书秘不示人，多记国朝掌故，然文笔不甚雅驯。春霖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妇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无车，每上封事，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贫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薛如故也。

    铜元纸币之害

    钱币之制，必铸本与钱价相埒，乃可取信于民，久行无弊。古未闻有以圜法为利者。自厘金兴，所收制钱每缗重至七八斤，外人潜运出口，销化为铜，中国始忧钱荒。偷为一切取巧之计者乃倡议改铸铜元，始行于湖北，每枚重二钱七分，当制钱十枚。较其赢绌，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铜元余利遂为入款大宗，端方、张之洞皆借此以济新政，于是局所增至二十余处。奸商结党盗铸，或更从海外输入，币日益多，银日益涨，每银一两易钱至二千。物价既昂，商业大窘。旧例，各州县丁粮，民间输钱而司库收银，银价既高，地方官入款顿绌，不敷解缴，拙者坐困，巧者遁而之他，吏治亦大坏。度支部忧之，乃请旨停铸，只留天津一厂归部臣督办，停铸未及一年而户部设大清银行、各省设官银号，内外库空如洗，官私通行纸币。主其事者侵盗无厌，或奸宄伪造，纷然莫可究诘，小有惊变，人情汹汹，百货不流，商店相率倒闭。盖始之创行铜元，以三钱铸本强作十钱之用，民已不堪，至官票行，但凭一纸空券攘取民间货物，直与虏略无异矣。主张新法者方以银行为莫大经济，至设专门学堂以资造就，其荒诞不经，殆有非思议所能及者。

    军机不胜撰拟之任

    国初未设军机，多由南书房拟旨。故高士奇在南斋颇招物议，有“万国金珠贡淡人”之谣，“淡人”盖士奇字也。雍正时，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携编修戴衢亨等入直，代司撰拟，尚无章京缺额。然雍、乾两朝诏谕反复详尽，用一人必宣示其所以擢用之故，行一政必表白其所以不得不行之苦心，其戒饬臣工，恳切如家人父子。有一诏长至数百言或千余言者，疑皆出自宸断，非军机所敢擅拟。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号称绩学，颇工词藻。戊戌后，荣禄当国，尝在私第拟旨，同僚皆不与知。瞿鸿礻几稍具文才，亦莫敢表衤暴，至荣禄死，始稍稍秉笔。同时荣庆自以翰林起家，颇欲自试，每成一稿，鸿礻几径涂改之，不少假借。庆自顾不如，亦不敢争。鸿礻几罢，张之洞、袁世凯相继入军机。之洞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世凯从旁笑之，亦莫能赞一词也。之洞所拟德宗遗诏，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十余年来，朝政不纲，直视枢务为例行公事，凡执旨批答辄令章京检成案改易数字以进，无成案者，诸大臣各出私见，凑缀成文，不必其能动人也，但求毕一日之事而已。故有此督、抚所参之员彼督、抚旋即保奏，彼省奏拨之款此省旋即截留，又有甲部奏定之章乙部旋即议改，从无严旨诘责之事。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浙江巡抚增韫请简王丰镐为交涉使，奏朱批：“著照所请。”二品大员不见除授之旨，闻者莫不怪诧。旧制，凡属参案，虽一典史疏防越狱，必明降谕旨，用示惩戒。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瑞查办，内外莫不注意。及瑞查复请旨，亦随折批曰“著照所请”，无后命。己酉两宫大丧，民政部请奖出力司员凡百余人，礼部亦如之，乃部臣违例滥邀恩泽之举，非议案也。奏入，均奉旨依议。予在吏部时，尝见部中有举两例双请之折，旨下依议，部臣亦不再请，巧者遂以蒙混为得计矣。

    兵变

    新军之乱，始于安徽炸杀巡抚恩铭。藩司冯煦收关防，不动声色，执首祸徐锡麟诛之，乱乃定。此光绪三十二年事也。宣统二年，湖南逐巡抚岑春煊，拥戴藩司庄赓良为巡抚，名曰饥民，实新军主之。是年，广东新军与巡防营大战于省会，死百余人，闭城三日，此可以惩矣，而筹款征兵、设军谘府，主张中央集权，尽夺督、抚兵柄，玩寇如故。七月，蜀中乱民勾结新军围成都，各州县同时响应，此宜稍知惧矣，而各省解散防营，搜括骚扰如故，殆武昌失守，兵不能见信于官，官亦不敢倚兵自固，上下互相疑贰，黠者鼓煽其间，遂不谋而合，十八省同时告变而天下皆成土崩矣。江西巡抚冯汝癸，初闻鄂乱，召集各将领痛陈君国大义，馈羊酒入军营，冀结其欢心。军士已私应革党，语其侪曰：“此饵我也，吾其为猩猩矣！”饮数巡，稍稍散去。是夕，遂攻抚署，南昌不守，汝癸走死九江。

    辜鸿铭坚拒袁党

    辜鸿铭出洋最早，能通数国语言文字。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欲罗致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以甘言，且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以动之。鸿铭曰：“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掷卮不辞而去。

    琐记

    张裕钊、吴汝纶先后掌莲池书院，王运掌尊经、船山两书院，王先谦掌校经堂，皆培植人才不少。至学堂兴而师礼废丧殆尽，稍知自爱者皆裹足不前矣。

    金川平，始立健锐营；缅甸平，始立火器营。皆乾隆时兵政，相沿至今不改。

    端方奏：“江宁省会为东南之望，关于学务一切并计岁支仅百七十万金，似不为多。”（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报》）此人眼孔虽大，良心则尽丧矣。

    朝廷不知采用何人之策，忽思经营卫藏，拔赵尔丰为边务大臣。驻边三年，糜款滥杀，大失边民心。初由各海关拨开办费百六十万，度支部又岁筹常年经费五十万（见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报》），其兄尔巽方督四川，又倾司帑济之，蜀人衔之刺骨。

    张荫桓好画，蓄王石谷真迹至百幅之多，因自名其所居曰“百石斋”。后谪新疆诛死，尽流落关外矣。

    张佩纶为讲官时屡参李鸿章，及其败也，鸿章弃前怨，延之课子，且赘为婿，当时有“西席作东床”之谣。或云：法越之战，鸿章实阴尼之，事后恐为佩纶所持，故不得已而出此。

    鹿传霖、锡良素称廉谨，皆大臣中之稍负时望者，独ウ于知人，殊不可解。传霖密荐三人，一江宁布政使樊增祥、一广西巡抚沈秉、一江苏巡抚程德全。增祥屡被弹奏，沈、程则效力乱党，俨然以佐命自居。锡良白首出关，乃调用郑孝胥、熊希龄、杨度。人固未易测耶！

    宣统初，凡各省督、抚请将某员宣付史馆立传，或请昭雪获戾罪臣，皆不下部议，即降旨：“著照所请。”朝廷盖视此等表扬为无足轻重之事，名教扫地尽矣。

    载泽既管度支，建两大策：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即所谓中央集权是也。

    戊申达赖入觐，从者数百人，沿途供给及临行赏赉费用不赀，犹不能结其欢心。所进表文，辞多不逊，亦优容之，无敢驳诘者。曩时州县供给使差，率多赔累，是役准报部作正开销，沿途州县官反获大利。及归，改使由京汉路易长江轮船入蜀，免其途中骚扰。

    监国派新讲官十一员，一孙家鼐、一陆润庠、一荣庆、一唐景崇、一朱益藩、一李家驹、一刘廷琛、一赵炳麟、一乔树丹、一宝熙、一劳乃宣，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初尚分班进讲，后渐弛，只按期呈递进章，如言官上封事而已。

    汪兆铭谋炸杀监国，未成被执，释勿诛。民政部肃亲王善耆不交大理院，径定罪监禁。及送狱，遣许世英语部臣：“此国事犯宜优待。”副大臣王序忿曰：“我不知如何优待！”大臣沈家本明知不合法，亦默然不言，竟收受之。

    善耆轻佻无威仪，自执鼓板与饔奴杂坐弹唱。光绪末年，日夜谋夺奕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

    袁树勋以顺天府尹内召，奕求假五十万金，不予，遂羁留不令赴任。后被举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请训，孝钦询顺天府事，对曰：“臣奉命此来，旅寓数月，尚未接印视事，未由知之。”孝钦愕然，始知为奕所抑。

    御史刘汝骥放徽州府，入见。孝钦曰：“汝谒军机乎？”对曰：“未也。”徐谕之曰：“军机终须一谒。外官不比台谏，当稍学应酬也。”

    近世吴县潘氏、常熟翁氏、嘉兴钱氏皆父子相继秉政，世以阀阅相高。自潘祖荫死，翁同、钱应溥相继去位，九列中遂无世臣。

    光绪中叶，朝士多讲金石，潘文勤尤笃好之。文勤既薨，家人相聚而泣曰：“先尚书身后一无所有，只无数破铜烂铁，堆积书房，不能易盐米也。”

    张荫桓由监生起家而为礼部侍郎，张翼由门丁起家而为内阁侍读学士，自是仕途流品不分清浊矣。

    孝钦定策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无敢持异议者，唯文祥言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孝钦佯为不闻，同列即叩头而退。

    有人游厂肆，见吴大篆联甚佳。问价，索番银二饼，嫌其过昂。厂贾笑曰：“此在甲午以前，虽再倍其数不可得。自款日以后，求者渐稀，故所值只此耳。”

    某巡抚入京陛见，过天津，李鸿章宴之。谈及边事，因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既而引酒自酌曰：“失言！失言！当罚酒一卮。”

    常州赵凤昌年少美姿客，鄂督张之洞嬖之，用为内巡捕，所言无所不听，群呼为“一品夫人赵氏”。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初拟遣戍，行至兰州，有旨令就地正法。甘肃布政使李廷箫先任山西，贤旧僚也，劝令自裁。贤曰：“我大臣也，今有旨诛我而不延颈受刃，是朝廷之法不能行于臣下也。勉谢李君，毋以我为念”。贤死，廷箫私谓其亲曰：“当山西拳祸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责，宁忍独生？”亦仰药死。